说客盈门 冯骥才：如果你想真正了解王蒙 最好先看全他身上的杂色

一

王蒙写了几部背叛文学传统的小说，比如《夜之眼》。不知道是祸是福，突然陷入了讨论的漩涡。几十年来，中国文坛从未有过如此广泛而激烈的艺术争论。

在报刊上，一些评论家热烈地赞助王蒙，文章写得由浅入深，想尽办法把王蒙这些作品解释明白;他们像一群认真得有些发迂的外科医生，细心解剖王蒙，恨不得把这头怪物身上每一根末梢神经和毛细血管，都加上明明白白的注脚;另一些评论家则对王蒙提出批评、劝诫、警告。这并非是冷淡，而是恼火，原来也动了感情!

他正在征服一座未知的高峰。努力爬，年轻人！

他已经走到悬崖边缘了。一失足成千古恨，该回头了，浪子!

另一个讨论中心是读者。作家更关心这个中心。这里更激烈。批评家往往想给作家留面子，写作时有委婉的说法；读者的文字都是直接感受，不注意措辞。每天，他都会收到一摞摞来自邮递员的信件，这些信件来自世界各地。有些充满了真诚的赞美，有些充满了愤怒的话语-

“《深的湖》是文学的堕落!”

“看风筝丝带，话懂，意思不懂。读《梦见大海》时，我看不懂单词和意思。结论:王蒙的作品等于大脑的惩罚！”

“你具有很高的格调!”

“在我认识的中国当代作家中，很少有像你这样有历史感的！”

“我看你还是多写一些《说客盈门》那样的作品，以便让更多的人接受。”

“请问意识流是不是坐在家里‘流动’的？”

“读你的作品时，常常产生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你写出我无法形容的内心感受。”

“我们去订阅杂志的时候，首先要问这个杂志是否刊登王蒙的作品。如果你发表你的作品，我们肯定不会订购！”

这些话无处争鸣，却在王蒙这里无声地打架。

王蒙笑了，笑中的含义是多样的，无人猜得。他并没有给这旋涡搅昏，反而从容不迫地接连写出《杂色》《如歌的行板》《温暖》《相见时难》，等等。这么一来，旋涡愈转愈急，他处处听到喝彩，也处处挨骂。

王蒙笑了，笑声里的含义多种多样，谁也猜不出来。他没有混淆漩涡。相反，他花时间写了《杂色》、《唱行板》、《温暖》、《难遇》等等。结果漩涡越转越急，他到处听到欢呼声，到处被骂。

一家报纸向王蒙要一篇关于他本人作品的文章，他就把一封批评他作品的读者来信拿出来，推荐在报上发表。他把这位好心读者的严厉批评公开了。他自己也来推动这旋涡的转速。为此，人们便纷纷议论他这一举动。有人说他自找挨骂;有人说他非常聪明，因为对于作家来说，批评也是一种宣传，批评过重，还能取得善良读者的同情;有人则说他胸怀开阔，一个肚子里真正能跑轮船的人。

“你呢，你觉得呢？”有人问我。

我听到这问话，首先有种快感。我对于可以自由发表自己意见的事物，总是十分感兴趣的。

我给王蒙讲过一个关于拳王阿里的故事:阿里总是提前掏钱买一些人作为他的对手。在游戏中，给他输入，骂他，羞辱他。这样，阿里的战斗欲望被激发，他的力量充满了他的身体，他的肌肉扩张了，他的精神达到了最佳的竞技状态...

“他需要挑战。”我说。

这时，王蒙的眼睛发光了。他似乎在说:我也是！

强者欢迎挑战，弱者害怕攻击。强者在挑战中，情绪得到激发，力量接受反作用力的补充。

一次会议后，我对他说：“你今天的话不够精彩。”因为他讲话一向风趣十足，充满灵感，时出犀利的警句。他说：“今天在座的没有反对者，我兴奋不起来。”

一次见面后，我对他说:“你今天说的还不够精彩。”因为他的演讲一直充满机智，充满灵感和犀利的警句。他说:“今天这里没有对手，我不能激动。”

给王蒙的漫画

在文艺史上，每前进一步都会先遇到挑战。勇士在战场上阵亡，体育冠军在赛场上拼搏。如果你想赢得伟大的胜利和荣耀，你必须用你所有的技能迎接最强大的挑战！

但是，王蒙所遇到的并不完全是挑战。还有对他的困惑、担心和猜疑。

他在玩形式？刻意回避尖锐的社会问题？玩文字游戏？

在制造迷阵?在装腔作势?在用洋笔墨糊弄中国人?

作家永远不应该为自己的作品辩护。即使有人歪曲你的作品，也没有必要去纠正。这一点，作家应该像大自然一样——它创造了高山、平原、河流、泥石流、火山、潮汐、花草、飞雪、微风和斜雨……但它总是沉默的。让人享受使用，让人抱怨指责。

把解释权、评定权、裁决权，永远留给别人。作家的天职便是创造和再创造。

那谁来解释清楚当代文学的叛徒王蒙，拒绝循规蹈矩的疯子，糟蹋人们对文学的胃口，戏弄读者的文学魔术师？

谁来说明：他的小说为什么人物不鲜明，看不出主题，结构不清晰，语言东一句西一句，没情节，有头没尾或没头没尾。他的创作思维是否发生了紊乱?那些自称他的读者，又是些什么人?赶时髦?不懂装懂?精神错乱者?

三

他的两只眼都近视，一只四百度，另一只四百二十五度。他配了一副度数精确的眼镜，为了把这缤纷复杂的世界、千变万化的生活和形形色色的人全都看得一清二楚。

他拒绝专注于某个范围。作家要对身边存在的、已经存在的一切感兴趣，好奇心超过孩子，视角360度；大脑就像一个巨大的计算器，快速存储着从世界上感受到的每一个信息；跟随所有你找到的人和事。

中国太大了，人太多了，历史太曲折了;生活如同大海一样莫测深浅与吉凶。忽而水波不兴，一碧万顷;忽而大浪滔天，樯倾楫摧。这个人，不满十四岁就“地下”加入新中国缔造者的行列，少年的布尔什维克。当他眼瞧着天安门广场被胜利的红旗遮盖时，理想仿佛一条宽阔的光带铺在脚下。其实，理想还在心中，现实却在脚下。三十年来他走过一条异常艰辛的路，许许多多人都一同走过这条路。有的跌倒，有的停下，有的从来不肯止步不前;有的抱怨，有的呻吟，有的默不作声;有的凭惯性，有的靠意志。大多数人一直走到今天，心里边装满酸甜苦辣。有的灰心丧气，有的依旧气宇轩昂。王蒙是后边这一种。在这一种人中，他还是结实的一个。

一个美国人问他:“50年代的王蒙和70年代的王蒙有什么异同？”

他回答：“五十年代我叫王蒙，七十年代我还叫王蒙，这是相同的地方;五十年代我二十多岁，七十年代我四十多岁，这是不同的地方。”

乍一听像是个笑话，但话里包含的内容广泛，说不完。

生涯坎坷的人，如同生在绝顶、日日风吹的树。脆弱的枝条最容易折断，根深蒂固才得以生存下来。苦难里可以找到生活的蜜汁，困境中可以发现真正生活的通途，失败中可以求得避免失败的经验。

谁能用痛苦做出治愈痛苦的良药，在千锤百炼中筑起坚硬的体骨，谁能说:我获得了生命的真谛。

作家的责任，还要把这一切告诉给人们。惩恶扬善，化凶为吉，去伪存真。唤醒生活的幻想者，同时给过分现实的人一点幻想。还要给那些颓唐、沉沦、迷惘的人一副有效的精神补剂。

1964年，他被流放到遥远的新疆。到乌鲁木齐的那天晚上，他写了一首七言绝句:

死死生生血未冷，风风雨雨志弥坚；

春天无怨无悔地歌唱，但仍有微微的身体提供边缘。

将近二十年过去了，王蒙还是王蒙。依旧是布尔什维克，但是一个清醒的、经过各种磨炼的布尔什维克;依旧是一个赤子，但是一个成熟的赤子;依旧心头热血奔流，但他不会再为生活中美丽而晃眼的假象所迷惑，单纯又傻气地冲动起来;依旧充满社会责任心，但他更懂得这种责任的严峻性和怎样去尽自己的职责。

历经几十年沧桑，岁月之刃在他的脸颊上刻下两道竖纹，如今他把皱纹变成了半圆形的曲线，露出了笑容。

笑不一定都是轻松的，叹息也不一定是绝望。最明亮的地方，灰尘反而看得一清二楚。最黑暗的地方，一小块碎玻璃碴反而会发亮。

眼泪有不同的味道，如酸、甜、苦、涩和混合。

他说：“作家的积累，除去生活的积累之外，还有情绪的积累。”

如果幸福、辛酸、甜蜜、焦虑、悲愤、感叹、沉思和回忆、过去和现在、历史和现实都在我心里呢？百感交集！这个异常有钱的人总是处于这样的百感交集之中！

他说：“我如果用原先的写法，只能把这些感受和情绪一种一种写出来，但写到三种以上，就会有人以为我是在‘意识流’了!”

他还说:“在表达人生的时候，我要‘面面俱到’。”但是怎么会有这么现成的手法呢？光有“意识流”是不够的！四

艺术为内容去寻找形式。当内容发生变化，旧形式就成了束缚，陈规和锁链。咬不破茧套的蚕儿，最终会僵死在套里，活的生命干缩成一块可怜巴巴的无机物。这使我想起裹脚的老奶奶，她那硬给传统习惯捆束的模样可怕的一双小脚。

随着社会的变化，艺术在生活内容的压力下面临着变化。本世纪以来，音乐的节奏明显受到生活节奏的影响。摄影技术的完善摧毁了西方绘画现实主义的统治宝座；光、电子和宇宙探索的快速发展对人们的思维、意识和审美产生了深刻而微妙的影响。色彩音乐、tai 空艺术和有形的文字——电影出现后，人们对文艺概念的理解与过去不同。科学的繁荣也使社会结构越来越复杂，大脑越来越精致，个性越来越突出，包括艺术在内的表现形式也更加多样。

中世纪的田园牧歌虽美，只是旧生活迷人的遗迹，供怀古者发一发幽情而已。现代建筑师不会再去建造金字塔和长城，他们要在地球上留下能够标志本世纪特征的事物。

艺术史从不记录模仿者的名字。它只是一系列先驱者的名字。在创新的道路上，失败与成功的比例大约是一万比一。模仿容易，安全，创新难，风险大。如果你成功了，你会被尊为某山的鼻祖；如果你失败了，你会被认为是一个异想天开的疯子。清朝300年间，中国画坛以“四王”为主导，绘画走向衰落，几乎停滞不前。因为这个原因，我一直不尊重有见识的老帅，宁愿听野心勃勃的疯子！成功最难的地方，应该是最允许尝试和失败的地方。

艺术形式的变革，有它自身的规律。它不因朝代的更迭而划分。

它受到科学、哲学和社会生活变化的影响，最终表现为审美内容和方法的飞跃。这种飞跃应该是一些具有非凡艺术勇气的人创造的。

奇怪的是，艺术家们创造出最符合时代特征的美，往往并不马上被人们所承认。在绘画中，扬州八怪和印象主义都在它诞生时被相当一部分人视为艺术怪胎，一时耻笑和怒骂淹没了少许的赞赏，但过了一段时间，这种反感的情绪便渐渐平静下来。人们从适应到承认，从承认到公认，终于看出其中最贴切的时代感，这才惊讶地发现艺术家超乎寻常的才气。而“时代感”在当时就是“现代感”。

现代感包含审美内容。真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艺术家都站在时代的最前沿，用自己的艺术洞察力对生活中的现代感敏感。他的成就之一，就是捕捉到了这种每个人都隐约感受到的现代性，然后放在人们面前。

每个时代有两个脉搏。一个生活的脉搏，一个美的脉搏。作家就是要同时准确地摸到这两个脉搏。一个化为内容，一个化为形式;但这个时代巨人的脉搏究竟在哪里?没人告诉，只有自己去寻找和摸索。

本世纪初的现代文学思想大多是试探性的。作家为了表达自己的艺术思想和精神内容，摆脱习惯的羁绊，朝着自己的方向努力，必然走向极端。不可理解的东西不是不可理解的，就像荒诞作品的初衷不是荒诞一样。难免会有人故意制造荒诞和混乱来欺骗读者。但我认为大多数作家都希望读者了解自己。失去读者的作家就像孤岛上的鲁滨逊。谁将成为罗宾逊？王蒙？

王蒙认为自己自从写过《夜的眼》，仿佛如鱼得水，游刃自如，他找到了自己最恰当的座位，最合身的服装和最舒适的鞋子，还有翅膀和鳍，同时也留下一条尾巴给人。这条尾巴就是：不懂。

有些人不明白。

一部分人懂。

有些人只知道一部分。

他无法使所有的人一下子都弄懂自己的作品;他更没有权利责怪不懂他作品的人，但他也不愿意丢掉刚刚获得的不少知己和一大批倾心相与的读者。

“在今天的中国作家中，王蒙用西方意识流来写作，对不对？”

“不，我不这样认为。”

“哦？王蒙的作品形式不属于意识流吗？”

“对不起，先说意识流，我不认为是一种形式，而是一种方法，或叫手段。其次，意识流手法不是西方独有的专利权，中国古代诗词就有类似意识流的手法。它以人的意识活动的方式，从作家或作品的人物主观出发，去揭示人物的内心活动和感受，由此多层次地、立体地、真切地表现生活。东西方作家都采用过。尽管王蒙所用的意识流主要是受西方现代文学影响，但在他的作品中，意识流只是其中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不是全部，否则就容易把王蒙误解为西方现代文学的仿效者，那就低估了王蒙的价值，也不符合王蒙创作的实际。”

“请问王蒙除了意识流还有什么？”

“我希望不要把王蒙分解开，而要合在一起研究，否则就难以看到他的特点。”

以上是我与一位英国汉学家的对话。

王蒙至今对几位“意识流”大师，如乔伊斯和福克纳等人的作品，并非狂爱，相反很难读下去。

他不否认自己使用了“意识流”。《春之歌》《风筝丝带》《蝴蝶》中有很多“意识流”。导演穆罕默德的轶事包含一些超现实主义元素。《很难遇见》的主食是现实主义，是各种技术的大杂烩。

他对西方各种文学手法，采取拿来主义。十八般武器，哪个得用就操起哪个，有时几样同时用。生活不为艺术设置内容，艺术却给内容设计形式。他主张一个作家要有几套笔墨。不要为了自己事先定好的调子，去捏着自己的喉咙发声。

他讨厌狭隘、狭隘和局限，束缚自己的手脚；他喜欢宽广，开放，宽容，开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

中国艺术之所以光华灿烂，正由于中国人曾经创造过无穷无尽、千奇百怪的艺术形式。中国人对艺术的理解力不低于世界任何民族。

当西方艺术家试图在舞台上打破第四堵墙时，这个恼人的问题在中国戏剧中并不存在。中国书法艺术家比任何西方抽象艺术都更抽象，特别注重形式的表达。从理论到技巧，中国绘画从20世纪开始才被西方画家触及。

在历史上，从晋唐时期对东南亚佛教艺术的吸收，到本世纪以来苏俄文化的涌入，外来文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多次发生影响，但还没有一个民族的文化取代华夏文化。悠久的历史是民族的精神资本，民族精神又是自己艺术的重心。自己的艺术磅礴有力，对于外来文化 就有很强的消化力。在当今世界上，不善于吸取其他民族文化的优点和不善于保护自己民族文化的特点，同样是愚蠢的。民族特色也在不断地装进时代内容，染上时代色调。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过任何外国作家的作品，类似王蒙的作品。他穿上西装，在爱荷华州的街道上游荡，人们也把他视为中国人。他也以自己是中国人为荣，无意冒充外国人。

他深知，面对世界，中华民族的文化为他提供一个得天独厚、占据优势的高地。但他在这高地上的工作，不是把成堆的珍奇的古董搬来搬去，而是要在这峰顶添加几枚鲜活的哪怕是小小的石子。加高它!

地球上，风在流动，云在到处飘，太阳和月亮轮流在东西半球值班；如今，通信卫星和无线电波在世界的每个角落和每个小时传递着东西；艺术不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成为了各民族之间交流的桥梁，无需翻译...

日本人喜欢雕刻一种三个并排而坐的猴子。一个双手捂着眼睛，一个捂嘴，一个捂耳朵。俗称“不听不说不看”。据说过去日本人很信奉这种与世隔绝的哲学，真不知这种哲学怎么使人受益?如果当今世界各国人都“不听不说不看”，日本的以出口为主的家用电器工业肯定马上垮台。故此，今天的日本人也抛弃这种哲学，那三个猴子便成了没有任何训诫意义、纯粹日本特色的小工艺品了。

在世界其他地方，不知道有没有这样不听、不说、不看的小猴子。还是老猴子？五

我们在谈论各自喜欢的颜色。据说一个人偏爱的颜色能看出他的性格来。

蒋子龙:“我爱大洪。”这篇文章里的每一个字都浸在这位火热而热情的文学人身上，他说得爽朗。

张抗抗：“我喜欢淡蓝。”远天和薄雾中的海，都是这种颜色。她说得饶有诗意。

我告诉大家:“一个心理学家说，大多数喜欢黄色的女生都有点嫉妒。”

王蒙来了，我们问他，他眨了眨眼：“杂色。”

杂色？杂色，包括所有的颜色，是世间万物和一切生物的表象。所以画家的调色盘不排斥任何颜色，钢琴家的键盘不能缺少任何声音。即使是最脏的颜色和最弱的声音。

王蒙很少排他性。他总想包罗万象! 胃口和食欲都极大，以致他的作品有时给人一种“袋子要被撑破”的感觉。

世界是他矛盾的混合体，很难统一。人都是一样的，长处、短处、短处混杂在一起。你真诚、公正、善良、认真、卫生、不浪费，做了很多好事……是的！但你从未犯过错误？内疚？自私？说了一个又一个谎言。

当然，在这中间，你还有倾向、追求和侧重面，否则人人都会不清不白，世事也就没有是非可言。

要想真正了解王蒙，最好先看看他身上所有的杂音。

生活的多磨，使他外凸的棱角不多;过早的不公平遭遇，使这个机敏聪明的人早熟;八面逼来的社会应酬，又使他锻炼得善于八面应酬。这就难免被人误解为一个圆滑的精鬼儿。实际上，他的大脑经常陷入严峻的沉思，说话时不乏锋芒毕露而入木三分的议论;他和女儿逗笑时，会不知不觉现出他所怀恋的少年时代的纯真;他以对待艺术兼容并包的宽宏态度，对待不同性格的朋友和不同风格的同行们。他在多年来同甘共苦的妻子身边，好比刘备一样温存，但当他找不到东西时，恨不得把满屋的抽屉全都扣在地上;一个勇气填满胸膛的男人，待客备宴，宰鸡时却怎么也下不了手，搞得鸡在手里嘎嘎乱叫。他到底坚强还是软弱?一个事业上练达的干将，个人生活上的糊涂虫! 一边预备好布票和钱，要去为自己买绒裤，一边正要给远在内蒙古的妹妹寄信，糊里糊涂把布票塞进信封寄走。他在商店选好绒裤后却找不见布票。不多天，妹妹来信说：“我这里布票足够用，请你不要再寄了!”他经常把自己搞得啼笑皆非!

他生活中经常讲笑话，但他最喜欢讲笑话。在最尴尬的几年里，他很少哭丧着脸。现在，在最严肃的场合，他还是忍不住说几个笑话。

笑话，能减除痛苦，抵消伤感，缓和紧张，松弛精神，健脾养胃，还能加强生活的信心。

他说:“幽默感是一种智力优势。”

中华民族本来是个富于幽默的民族。为此，戏曲中还有一种专事逗笑的丑角儿。也许近几十年的生活过于庄严和沉重，幽默感在人与人之间陌生起来。文学艺术中正剧和悲剧，便大大超过喜剧。

天生幽默的王蒙，每天都受不了这个官司。人们用自己的能力去应对生活，而他总是带着好的幽默去面对生活中的压抑和反常。幽默让他放松，让他振作；幽默让人感觉不到他有“架子”，也让人无法对他摆出“架子”。幽默还能让他迅速与周围的人建立起舒适亲切的关系。

他说：“幽默感是平等的表现，是对于等级观念的抗议，是对自负、病态的自尊、威严观念的一种矫治。旧中国，父子、君臣、师生之间都不能开玩笑，因为尊卑之别太甚。夫妻在闺房里是可以开玩笑的，出门之后就要作正经。”

对于一个成熟的作家来说，自身性格中的各种因素自然会在作品中体现出来。王蒙更是毫无保留，将灵魂化作文字。缺陷和优势同时出现。可以看出，他内心情感的表达比形象的刻画更为冗长，大量鲜活的感情扰乱了人物的具象性；没有轮廓，只有核心。他似乎把哲学埋得太深了，有点难以发现...当然，缺陷有时候也是优越感的另一面，同时存在。

文学不是文物，难作鉴定，谁也做不成文学法官，全凭读者自由选择。对于内涵丰杂的作品，读者总是从中各取所需，各取所好。

难怪王蒙的一些支持者突然变成了他的反对者。

有个传说，王蒙在美国住了四个月，就能用英语讲课。去掉某些神奇色彩，他的英语足可以在国外应付一气。只不过在外国人听来，有些“口吃”罢了。但他能说一口流畅的维吾尔族语言。在新疆，有些维族人，不知他是作家，却只知他是个好翻译。他的口译能力，几乎能和两边说话的人同步。他的维语，是十年前在新疆伊犁背诵维文的“老三篇”时得到的意外收获。他的笔译有文为证。他译成汉文的维族作家合木提·买合买提的《奔腾在伊犁河上》已经出版。至于他将来是否翻译英文小说，那就看他的兴趣了。王蒙大概会回答：“可能!”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有可能。

六

《不如酸辣汤及其他》出版了。有人认为王蒙要朝着黑色幽默走去。

很难见面。有人认为他又向现实主义迈出了一大步。

他究竟走向哪里?王蒙说：“不知道，既可以走得更远，也不妨回去转转，还可以另开别的路。”

他不能预言自己，别人的占卜更不可信。

作家往往能看透社会，却无法看清自己。

当大家都说他是“意识流”时，他在杏花村喝酒，即兴写了四首诗。他的同行嘲笑它:

有酒方能意识流，

周游世界；

杏花竹叶情如梦，

大文章还在自得其乐。

原来是四句玩笑话! 话里分明含着另一层意思。他是在嘲笑别人，还是嘲笑自己?他常常自嘲，而只有自信心很强的人才敢于自嘲。他似乎又是胸有成竹的。

世界上有些事情应该尽快回答，有些事情不应该急于判断。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我们只能把问号留在心里，把答案留给他，给他尝试的权利。此外，我们的社会为作家开辟了一个自由的创作世界。

1982.5.16 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