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往事 北平往事︱北平和平解放 张东荪居第一功

1948年底的北平，暗流涌动，战争一触即发。

随着东北战场大局已定，林彪的四野随时可能南下，而傅的部队则是国民党保卫的重要依托，因此一场激战似乎不可避免。但是，此时国共两党似乎都有意暂时停战，林彪的部队从东北向平金奔袭还需要时间；另一方面，傅逐渐怀疑自己在国民政府中的地位，希望保全自己的力量和领土，走非国家、非共产党的第三条道路——建立华北联合政府。因此，有机会进行和平谈判。

1949年1月6日，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东荪出人意料地作为傅作义与中共和谈的代表之一，同周北峰西出北平，经国共交战区而至西山，7日一早抵达蓟县八里庄，正式开始谈判。次日谈判结束后，张东荪婉拒了中共中央对其到访驻地的邀请，径直返回北平家中。1月9日，谈判双方草签《会谈纪要》，张东荪并未署名。其后解放军迅速拿下天津，傅作义同意全部和谈条件，北平和平解放大局底定。

张

从时人议论以及张本人的言行来看，其斡旋之功应当不小。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毛泽东曾在颐和园内的一次会议上当着许多人的面树起大拇指说，北平和平解放，“这是张先生的功劳。”由此，“北平和平解放，张先生居第一功”的说法逐渐广为人知。

张在北平和谈中起了什么作用？不同的学者有自己的解释。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戴庆在《张》专书中认为，和平解放北平是张引以为豪的“人生第一乐趣”，甚至还在刻意依托张的“分量和社会声誉”，强化中国共产党和平解放北平的“光辉一面”；相反，在《建国三日知识分子研究》一书中认为，“张本人在和平谈判的发起和北平和平协议的达成中，并没有起直接的重要作用。”

两本书:戴青和杨奎松

孰是孰非，我们不妨从张东荪何以入选傅作义部的和谈代表，其亲历1月7日和谈的具体过程，以及其亲与和谈后的内心矛盾这三个方面进行梳理，或可得出一些较为清晰客观的认识。

被选入和谈

一般认为，最早为国共双方牵线的是民革主席李济深的代表彭泽湘。作为第三力量的代表，彭携带李的亲笔信向傅作义游说他们的方案，即“走第三条路线，独树一帜，既不追蒋，也不投共。通过谈判，宣布起义，华北独立，成立联合政府”。傅似乎有意此案，但表示希望“中间力量的阵容再强势一些”，于是彭泽湘经过与傅几次交换意见后，“约民盟在北京的负责人张东荪及农工党负责人张云川共同进行”，这应是第三力量找到张东荪的最初缘由。另有说法认为，张东荪是自愿担任谈判代表，对促成和谈态度积极。而傅认为有第三者参加可起到缓冲作用，故接受选张。

12月24日，侯向傅推荐了副董事长张:“现在还没有合适的人选，你也可以邀请张谈一谈，观察观察。”傅只说:“暂且放在一边。”。如果是真的，似乎第三方势力确实在努力招募张加入，以便既能影响国共两党，甚至增加民主党派在未来联合政府中的分量。这时新保安刚刚倒下，傅部精锐第35军被全歼，司令员战败自杀，这极大地触动了傅，但他似乎仍然没有考虑寻找合适的人选与共产党人谈判。就在一天前，当他给毛泽东发电报时，他还说，要解决北平的细节问题，就应该请他“派专人在北平讨论解决”。，第56-57页)

1月5日下午，傅作义让他的秘书长王克俊将张东荪请到中南海居仁堂，谈代表傅方与中共谈判的事宜，敦促张出山参与其中。另据1月7日中央军委致林彪的一封电报，北平学委电告华北局城工部负责人刘仁称：“今天，傅作义主动见了彭泽湘、张东荪，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希望他们能够作为中间力量，居间调处，以避免战争。”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傅在12月29日就已经表示愿意与张进行调解，那么傅与张在1月5日的谈话就不是第一次了，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中共中央军委的两封电报，在12月31日凌晨和1月1日向傅提出了六点最后通牒意见，如果傅打算在此之前让张出面调停，那就意味着傅在12月底还希望有第三方力量，因为张是彭泽祥和他身后以李为代表的民主党推荐的，进入了傅的视野。但是如果没有这次会谈，傅与张的第一次会面应该是1月5日，也就是傅必须按照中共六大的要求把张拉上来的时候，就很难说明傅在军委六大之前就已经把张当作谈判代表了。总之，傅极有可能是有意让张作为自己的谈判代表，最迟在12月底与谈判，并借张背后的第三方力量帮助自己，增加谈判资本。

除了第三力量的运作以及傅作义首肯的因素外，张东荪与中共方面的关系也是其得以入选是次谈判的重要因素。这一点涉及为何12月31日的军委来电特意几次提及要张东荪作为代表。张与中共早在抗战期间即有私下联系，毛泽东还曾写信邀请张东荪等民主人士参加新政协会议，并在信尾特意嘱咐北平地下党城工部的刘仁，要“首先告知张东荪先生，并和他商量应告知和应邀请的是什么人”，可见张与中共保持着密切关系，而中共方面在1948年底结束辽沈战役后，为解决平津问题，首先想到的也是与之关系较融洽的张东荪及其背后的民盟力量。

体验和谈

关于这次谈判的具体内容，主要的依据是几封电报材料。据接待谈判的聂荣臻向军委的报告电文，周北峰、张东荪二人转达的傅作义条件为：北平、天津、塘沽、绥远一齐解决；平津以后能有其他报纸；政府中要有进步人士；军队不用投降或在城内缴枪的方式，采取调出城外分驻各地用整编等方式解决。》下，第431页）1月9日，双方草签《会谈纪要》。傅本还想再行拖延，但此时解放军已迅速拿下天津，逼傅作义不得不立刻同意全部和谈条件。

1月7日国共谈判的具体过程不再赘述。值得注意的是，从参与此次谈判的两天中央军委的电报来看，谈判双方似乎有意在实质问题之外谈了一些象征性的问题。聂给军委的电报说，张和周北峰传达的傅条件中有两三条是“在之后还会有其他报纸”，“政府中还会有进步人士”，》，页431)，但没有对军队和国防变革等关键问题提出要求；毛的回电只是同意了平、晋、塘沽、绥远最关键的解决办法和军队改组的办法，却没有提到傅的第二、三条。一天后，毛指示聂对傅的请求答复如下:

平津塘绥均应解决，但塘绥人民困难尚小，平津人民困难甚大，两军对峙，军民粮食均有极大困难，故应迅速解决平津问题。

为了避免对平金造成损害，人民解放军可以根据傅方代表的建议，将傅方的军事队伍调离平金，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命令到指定的地方，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整编为人民解放军。双方代表将在三天内制定具体措施，并于1月12日下午1时实施。平金两地建成后，隋棠问题就可以这样解决了。

政府中有进步人士，平津报纸不只中共一家，是中共民主纲领中原来就有的，故不成为问题。

这里A、B项比较详细，C项没有谈具体措施，似乎有些模糊。实际上，戴青和杨奎松都提到了毛在这个答复背后的考虑，即因为张在场而不得不作出的战略答复。毛的电报原文是:“因为傅派人谈判，有欺骗人民的作用，张在场，所以要注意策略的运用。”此外，毛还在电报中具体说明了自己的考虑:“估计B项在傅无法实施，……所以可以大胆同意傅方的提议，并表现出最大的隐忍。.....张见我等慷慨解囊，尽出救百姓性命财物，遂于十二日逼付实施。”，第61页)这里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那就是中国共产党需要利用张作为民主人士代表的身份，向在国共两党之间摇摆不定的知识分子乃至所有中产阶级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来保存人民的古物。换句话说，“如果平金受到侵蚀，责任全在傅方”。但傅在谈判中不真诚地提到报纸和进步人士，可能是因为他自己的声誉和民众的支持。

掩藏内心失望

表面上看，张对的调解努力似乎相当满意。在张八十大寿之际，好友有“调停傅”的贺电，梁漱溟有“和平解放北京，张是功勋人物之一”的赞语，张本人则留有手书《围城铭》一卷，内有、等名人赞颂调停的诗词。张自己在卷末还是有这样的自知之明:

“戊子冬，北平围城，余与刘厚同、侯少伯、鹏岳渔、张丛碧倡议罢兵，以保全人民古物。以余为双方信任，使出城接洽。当时虑或不成，粟粟为惧，乃幸而一言得解。事后友人义之，有此题咏诵，余亦自谓生平着书十余册，实不抵此一行也。因装成幅，留示子孙。”

然而，有趣的是，在张亲自参与的谈判中，他故意拒绝在和平谈判草案上签名。他对此的解释是:“我是的一员，不能代表傅将军。我只能做你们之间的调解人和见证人。”此后，毛亲自指示中共中央照顾张，但张决定先回家。更奇怪的是，张从未向家人透露自己参加和谈的情况，以至于回国后家人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离开这座城市。

这一系列举动都颇不寻常。若张事后自得于斡旋之功，则亲与其中时定然也会怀有“扬美名”的得意心态，何以不愿在注定垂世的草案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再有，拒绝中共的好意而先行回家，但张家其时却并无要紧之事，何以不选择多待些时日？

1949年1月底，解放军进入北平

实际上，张本人早在抗战结束初期便是联合政府的积极提倡者，他虽与中共长期保持密切关系，但并非完全认同中共的所有主张。张东荪是多数非国非共的中间派知识分子中较有代表性的一名，尤其是其“中间路线”主张，一度深有影响。重庆谈判时，张除了“赞同中共提出的联合政府”外，更“希望通过国内各种政治势力间的协商方式解决战后重大问题”。从其发表于1946年的《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一文来看，一是调和美苏与国共关系，以期中国内政与外交问题一并解决；二是建立具有中间性质的联合政府，取消国民党“训政”的特殊地位，并拉入共产党，使之从革命党变为执政党，与国民党联合执政。

从现代人对历史的后知后觉中不难看出，张的政治主张过于理想化，这样的政治方案无论是国共两党都不可能接受。更重要的是，张倡导的联合政府纲领与中共联合政府有差距:张联合政府主张希望赢得美国的信任，以组建民主政府来赢得美国的支持和信任，从而在美国的协助下进行中国的国家建设；但中国共产党联合政府反对美国甚至苏联的过度干预，希望在相对独立的环境中寻求最大限度的政治参与。虽然1947年10月的被迫解散实际上宣告了中间路线的破产，但到了1948年底，彭泽祥走“第三条路线”的权力仍然找到了张，这表明张的联合政府思想和中间路线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并没有被完全抛弃。

张东荪在1948年10月19日致友人余宗范的一封私人信札中有如下数语：

.....执事与其谈双方竞争革命的空不如站出来呼吁和平。或者认为一方会停止战斗，另一方会束手无策是幼稚的想法。如果你把人民放在第一位，却寻求国家的利益，你不为自己的退休感到遗憾，为什么不呢？丘吉尔以胜利的姿态在野退位，毫无怨言，这说明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在发生，如果有宽广的胸怀，就没有解决的办法。在此，我不敢提倡，为了处于被怀疑的地位。第一步似乎是超越的。……

由此可见，在国共战局已日益明朗化的1948年年底，张东荪仍然寄望于蒋介石能够隐退以换取国内和平，足见其调和国共的初衷仍未更改。因而也就不难想见，当张东荪听到聂、罗等人要求傅作义彻底放弃第三条道路的幻想，不要妄想“骑墙”时，，第59-60页）对他本人一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而这似乎也为其后他与毛在西柏坡的夜谈话不投机埋下了伏笔。

张是和平解放北平的“第一功臣”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即使毛泽东真的这么说了，那也只是一种夸张的浪漫表达。不过，张在和谈中也不是一无是处。

1949年3月25日，民主派代表在西苑机场迎接等中央领导人，张在左

张东荪在和谈前后有着从积极参与到消极应对的思想转变过程，这与他意识到中间路线主张的破灭有着密切的关联。概言之，张东荪虽不曾主动寻求介入到北平和谈的进程中来，但当其作为国共双方都能认可的代表之一列席关键谈判时，他已在客观上发挥了作为中共争取第三方民主人士的宣示窗口的重大作用；而当张因第三条路线破灭而对和谈态度转向消极时，他选择了有意淡出，将内心失望掩藏心底；和谈结束后，随着倒向中共新生政权的大局已定，张再次高举和谈斡旋之功的大旗，引以为“生平第一快事”，此后的内心深处因中间道路破灭而带来的苦闷更加不易为人所知。

张东荪本人在和谈前后一波三折的心态起伏或可从一个侧面说明，其在北平和谈中的作用既非完全因其“分量与社会信誉”而居功至伟，也非“装饰门面”般对和谈进程毫无影响，而是在军事战场以外的民心向背上，尤其是在争取国共间犹豫不定的第三方民主人士的倾心上，发挥了重要的“窗口”作用，影响不可谓不重要。